盛宣怀借官场办实业，谋国家之利，顺带赚取个人财富；
根深蒂固官僚思维，习惯性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，铁路国有政策无视民间商股权益，激化社会矛盾，这是后世客观批判他的地方。
底色是传统儒家经世致用思想，读书的终极出路并非博取官位敛财，而是筹划国计民生。
他经商的首要目标是挽救晚清经济颓势，抵御列强经济侵略，个人财富只是实业发展附带产物。
进士家族，经世致用的家风，从小接触政务商事；
1866年考取秀才，取得传统士人阶层的正式身份；
后主动放弃科举仕途，转向洋务实业。
放到晚清社会，秀才已经属于地方知识分子，拥有完整传统儒学素养。
身处晚清对外开放前沿，主动钻研西方工商业、金融、铁路、电报相关新知，没有赴海外留学，但长期研读译介书籍，能够看懂近代资本主义产业逻辑。
27岁进入李鸿章幕府，常年站在国家层面筹划航运、矿山、铁路、银行业务，视野立足于全国格局。
他深刻意识到近代产业缺少人才，转而投身办学，创办北洋大学（天津大学前身）、南洋公学（上海交大前身），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奠基人。
胡雪岩借官场做金融，谋个人之利，顺带回馈部分社会；
信义可以用来开拓生意，却没能约束自身贪欲；
依托权力起家，最终也会随着官场局势变动全盘崩塌。
底层秉持徽州商贾信义伦理，明白商誉是立身根本，创办胡庆余堂，打出“戒欺”牌匾，愿意承担民间医药公益，这是他价值观里可取之处。
仅上过两年乡间私塾，只做到识字、书写、简单记账，蒙学阶段便因父亲病故彻底辍学，四书五经仅浅尝皮毛，完全没有接受过系统儒家治学训练，更谈不上科举功名。
其父只是乡间秀才，家境贫寒，能够提供的家庭教育十分有限；
全部能力来源于市井学徒式社会教育，发迹之后才延聘文人幕僚帮自己研读典籍，属于有钱之后补课，并没有内化成型的价值体系，缺少士大夫阶层长久的格局底线。